钟声丨升级情报体系，日本加速成为东亚“祸源”

　　高市早苗政府重拾强化情报机构的历史剧本，加速日本成为东亚“祸源”的危险态势，地区国家必须高度警惕

　　日前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主推的“国家情报会议”设立法案，于一片争议声中在国会参议院通过。尽管日方将这场情报体系改革包装成适配复杂安全局势的“常规调整”，但透过官方话术的滤镜不难发现，此番制度重构绝非简单的机构优化，而是日本收紧社会管控、松动战后安保底线、加速军事扩张的关键一步，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。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。

　　该法案的核心，是搭建一个由首相官邸绝对主导的集权化情报体系，将打破部门壁垒、统筹整合全域情报资源，大幅提高情报机构的调度权限。法案刻意模糊权力运行边界，既未明确情报搜集的合规范围，也未划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红线，更无越权监控的刚性追责条款。尤为危险的是，整套体系彻底缺失国会审议、第三方监督等制衡机制，制造出情报权力的监管真空。这意味着，日本政务数据、公民个人轨迹、自卫队涉密信息等海量敏感资源，可被情报机构随意调取、跨界复用。

　　这种无边界的情报集权，让日本社会对“特务统治”复辟的担忧持续发酵。从历史脉络看，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，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。“情报开路，间谍渗透”，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。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情报机构在历次有预谋的军事侵略行动中，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，为挑起战端、侵略他国冲锋陷阵。二战时期，臭名昭著的“特高课”，正是依托集权情报体系实施高压管控——监视民众、镇压反战力量、肃清异见声音，裹挟整个社会服务于军国主义对外扩张，给日本民众带来深重灾难，也给亚洲邻国留下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。

　　如今，日本无视历史教训，弱化情报监管、放宽监控权限、收紧社会管控，被不少舆论直指为旧时代管控套路的变相回归，为右翼势力打压和平力量、封杀反对声音提供了制度武器。更需警惕的是，该法案绝非孤立的制度调整，而是日本重构国家安全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。在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的背景下，情报体系集权化、集成化将为其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、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，其危险性不容低估。

　　按照日本政府的完整布局，全新情报体制将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，后续还将推出“防止间谍法”“外国代理人登记法”，筹建专属对外情报机构，一张全方位、无死角的情报管控网络正加速成形。届时，民间反战集会、社会对公权力的合理质疑、跨国民间友好往来，都可能被随意贴上“安全风险”的标签。

　　日本情报体系正朝着对外扩张的方向偏转，与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渐行渐远，持续引发日本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担忧。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，此举可能模糊“国家安全”边界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。法案通过当日，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抗议声不断，民众自发聚集发声，真切道出了普通民众的不安与抵触，也印证了这场激进安保改革逆势而行、不得民心。

　　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，日本“再军事化”野心更加膨胀，从部署具备“对敌基地攻击能力”的导弹，到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，再到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，一系列危险动向早已戳穿其“和平国家”和“专守防卫”的自我标榜。如今，高市早苗政府重拾强化情报机构的历史剧本，加速日本成为东亚“祸源”的危险态势，地区国家必须高度警惕。日本应立即停止一切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，真正回到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。